老屋里的缝纫机

（网络图片）

　　□ 杨瑞芳

　　每次回老家，在老屋厢房墙角处看到那台“上海牌”缝纫机时，心中无限感慨，莫名地亲切，莫名地怅然，一下子又使我想起当年母亲在缝纫机旁忙碌的情景，仿佛就在眼前……

　　在商品凭票供应的上世纪70年代中期，我只有六七岁。那时候买一台上海牌缝纫机要160块钱，家里只有60元，为了借到钱，母亲买了二斤糕点，分别去舅舅家和小姨家各借了50元。缝纫机买回来后的那天午后，全家老少欢喜的场景就像过年一样。父亲请了一位师傅帮忙安装，并教授母亲操作方法。看着装好的崭新缝纫机，大家爱不释手，围着它看啊、摸啊，又怕摸坏了。父母也不停地问这问那，选择将其临窗安放，说那里亮堂，意思是临窗光线好，做活方便，不费眼睛，实际上多少还有一点炫耀的意思。

　　为了早一点还清欠账，父母没日没夜劳作，直到一年后才还清买缝纫机的欠款。

　　在没有缝纫机之前，我们一家八口人的衣服(爷爷奶奶也居住在我家)，特别是棉衣棉裤和鞋子，基本上都是母亲一针一线做的，只有少量外衣会送到国营缝纫店做。因为母亲会剪裁，一到年关，邻居们都拿着布料让母亲帮着做衣裳。那时，家中还没通电，母亲白天要去生产队劳动，晚上就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摆开桌子，铺上布块，量量、画画、剪剪，费眼神不说，做活又慢。

　　自从有了缝纫机，母亲笑容多了，做活也有了精神。左邻右舍原本自己会做衣裳的妇女，也纷纷把布料拿来让母亲做。今天拿来一件，明天拿来一件，母亲也从不拒绝。每天我们半夜醒来，还总能听到缝纫机的响声。每当乡邻的衣服做好后，她们总要给母亲五毛或一元钱，算作是工钱，但母亲从来不收。现在想想，如果那时收费的话，也许我们家会很富裕的。

　　我七岁那年八月，母亲对我说：“二妞，你要上一年级了，妈给你做个新书包，要好好读书啊。”

　　晚上，屋子里还很闷热，母亲找出一块咔叽布料，给我量了上身的高度，准备给我做个书包。她坐到缝纫机前开始忙活，不一会儿，一个带着翻盖的书包就做好了。母亲给缝纫机装上红线，灵活地在书包的翻盖上扎出一个红色的五角星。我高兴地背上母亲做的书包，在房间里蹦蹦跳跳，兴奋得很晚才入睡。

　　后来，姐姐高中毕业了，母亲就手把手地教她做衣裳。自然而然，姐姐后来成了母亲重要的帮手。听父亲说，进入腊月后，来找母亲做衣服的乡亲特别多，母亲有时要忙到凌晨三四点。

　　随着我们姐弟先后就业、成家，母亲使用缝纫机的次数也越来越少，只是偶尔扎双鞋垫，给开了线的衣裤扎扎边，借以发挥它的余热。

　　如今，缝纫机已不再是家庭生活的必需品。但是，看到它，我就不由自主地回想起过去那个年代，回想起一件件儿时的趣事，回想起一生为儿女辛勤操劳的父母，于是我在心底暗暗发誓，我们一定要好好孝敬他们，让父母度过快乐的晚年时光。